摘要: 诗界革命的发生,深受西学新知的影响。其中关于身体、情感与人格的研究,通过译介传入国内,唤醒了国人的主体意识,进而引发诗歌抒情方式的变化。作为以报刊聚合的文学团体,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情感共鸣,表明诗歌不仅可以言情,甚至还可以传情。它将个人化的情感表达介入公共领域之中,增强了诗歌“群”的功能。这是诗界革命产生的媒介性力量。此外,新知的获取不仅在于书籍(或报刊)的阅读,身临异域得到的观感经验,亦能转变主体的位置。跨域行旅引发的情感体验并不仅限于怀旧、创伤,还包括对异域物质文明的惊羡、欣赏、崇拜,以至超越了对制度、思想的追求。在此过程中,个体发现自我,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不可避免地依附于民族共同体。促成旅行的动机也可以被视为寻求“救亡图存”之道的实践。在强烈的民族情感驱使下,文人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现代性反思,探索民族未来。这些表明,诗界革命于新名词、新意境、新理想外开辟了“情感革命”的主题。
[V1] | 2024-09-16 21:13:43 | PSSXiv:202409.01018V1 | 下载全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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